2025年1月21日，备受瞩目的索尼世界摄影大赛 2025 部分获奖名单正式揭晓。来自南京艺术学院传媒学院摄影系的 2024 届毕业生范星宇，凭借其毕业作品《来处非归途》（指导教师：贾方），在 A 类国际竞赛 —— 索尼世界摄影大赛的专业学生组中，成功斩获全球十佳摄影大奖，成为今年该组别的唯一获奖亚洲摄影师。索尼世界摄影大赛共设有专业组、公开组、专业学生组、青年组四个组别，每个组别都将最终诞生一位全球冠军。此次公布的是专业学生组的全球十佳获奖者，而该组别的冠军将于 4 月在伦敦举行的颁奖典礼上，从这十佳摄影师中产生并正式公布。
大赛简介:
索尼世界摄影大赛（Sony World Photography Awards）是由世界摄影组织(WPO)主办，索尼赞助的全球摄影行业最具权威性的摄影奖之一，旨在表彰在过去一年中最优秀的当代摄影作品，鼓励和表彰杰出的当代摄影从业者，向全世界摄影师们提供展示自我的国际化平台。以 2024 年为例，来自世界各地的 19 万名摄影师踊跃参与，投递作品数量更是突破 100 万张，激烈的竞争态势彰显出这一赛事在全球摄影界的号召力与影响力。
范星宇个人简介:
2002年生于山西吕梁，成长于江苏扬州，南京艺术学院传媒学院摄影专业2024届毕业生，毕业设计指导老师：贾方。
艺术工作侧重于跨学科的创作，结合摄影、实验录像、装置艺术和特定场地的互动项目。创作主题探索个人与集体系统之间的紧张关系、传统与现代性的相互作用，以及人类与环境之间的感官联系。
主要展览（获奖）经历：全国青年摄影大展、广西民族志影展、南京当代青年影像展（南京美术馆）、长江青年影像展（湖北美术学院美术馆）、“万象”国际高校摄影艺术论坛暨邀请展（中国设计博物馆）、平遥国际摄影节，以及南京艺术学院美术馆等展览。
获奖作品“《来处非归途》where roads begin to split”简介:
现代化的进程带来了社会人口的流动，对中国传统的乡土社会秩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组作品以此为背景，将创作者父母的思乡情感进行了现代性的重新诠释。它并非单纯地渲染传统意义上的“乡愁”，而是试图超越自我感动的刻奇表达。在肯定经济发展和人口流动为人们带来物质生活丰富的同时，也希望在城市化过程中，探讨“少时立志走出故乡”与“长大立足却渴望归乡”这一矛盾情感间的时代张力，用更加温暖而深刻的方式展现这一代人对家与归属的复杂情怀。
链接：
https://www.worldphoto.org/sony-world-photography-awards/winners-galleries/2025/student/where-roads-begin-split-xingyu-fan（滑动至推文最后，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即可进入相关网页）
展览现场 《来处非归途》 范星宇 2024
访谈
采访者：杨博予，文中简称：杨
被采访者1：范星宇（获奖者）文中简称：范
被采访者2：贾方（指导教师）文中简称：贾
杨：
首先祝贺星宇荣获索尼世界摄影大赛全球十佳，想问星宇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摄影？为何会喜欢摄影这样的专业？
范：
最初，我对摄影专业并没有太多了解。高二时，我去南艺看毕业展，首次接触到摄影专业，并被摄影系的毕业作品吸引。当时因为对这个专业领域的陌生，无论是家人还是我自己，都对摄影专业前景感到忧虑。真正沉浸当中后，我发现摄影的独特魅力，它既有机会让我继续在艺术的道路上精进，又像传统设计专业一样务实，有丰富的市场需求。摄影系课堂氛围活跃，二十几个同学围坐长桌讨论，作业形式自由，老师会根据个人特点评价并提建议，这让我放下了最初的畏惧。大三时，我们去浙江崇仁古镇写生创作专题作品，在院里和系里支持下办了展览。从选择纸张到策划展览的每个环节，这些让我第一次体会到摄影的完整意义。那次展览虽稚嫩，却是我人生的重要转折点，让我真正爱上摄影这一表达媒介。
杨：
有什么影响深刻的课程经历？
范：
大四时，系里组织我们前往平遥摄影节参展学习，那次经历至今让我难以忘怀。这是我第一次参与如此大型的摄影展览活动，而这次研学也直接启发并拓展了我的毕业设计思路。
回想起来，我依然感动于学校的远见。系里几位老师带着这么多同学远行学习，这背后需要担负极大的责任。而正是这种支持和用心，让我们每个人都深受鼓舞。所以短短一周时间，大家每天都会抓住机会，积极参与不同学校乃至国内外专家开设的座谈会，开阔了我的视野，也让我的认知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提高。
杨：
贾老师您对此有什么想补充的么？
贾：
其实我一直觉得，教学中最重要的就是如何通过实践让学生真正走进社会。像我们系一直在推动的写生和田野调查，这一过程确实面临不少阻力，但我始终认为，这些实践对学生的成长非常重要。写生不应该是走马观花，而是一种深入的田野调查——学生通过与拍摄对象的直接对话、观察他们的生活场域，可以更好地理解社会。这种体验，不仅能带来新鲜的素材，也让学生建立起对社会更深刻的认知。在教学中，我也希望把田野调查作为南艺摄影专业的一个特色推广开来，不仅仅是在专题摄影课程中，而是能够应用到更多实践课程中，帮助学生培养田野意识和方法。
崇仁古镇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时，我在做国家艺术基金的调研项目时发现了这个地方。崇仁既有现代化的一面，也保留着深厚的传统家族文化，这种传统与现代的交融，让它成为研究中国文化的绝佳样板。我当时就和同事们说：“这个地方适合带学生来！”所以后来我们组织学生在崇仁写生，希望他们能在这里打破表象，深入挖掘社会的内在逻辑，培养进入社会的能力和方法。比如，去理解为什么当地的传统文化得以保存？为什么现代性与传统生活方式能够在这里相互渗透？这些问题其实不仅仅是关于摄影的，而是关于如何用影像表达一种文化的复杂性。我觉得，这才是写生或田野调查的真正意义。
另一个让我感触很深的活动就是平遥国际摄影节。它既是国际化的，又有非常多的国内摄影力量参与。我们每次带学生去，不仅仅是让他们展示作品，更是希望他们能在这里听到更多元的声音，见到更多样的表达。我记得有一次，学生们被安排去采访艺术家，他们不仅很认真地准备了问题，还积极地和艺术家们互动。后来组委会的人开玩笑说：“你们南艺的学生真是无处不在，艺术家们到哪都逃不掉你们的采访！”听到这些，我特别高兴，因为我能看到学生们的主动性和热情。
在这样的国际舞台上，学生们可以和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教授、策展人、评论家交流。他们会听到许多不同的观点，也会看到完全不同的摄影语言。这种对比和碰撞，对学生来说是非常有价值的。其实，这样的活动花费并不大，但效果却特别好，比我们在学校办讲座要高效得多。
当然，这些实践活动只是一个开端。我一直在想，怎么把这种经验融入我们的课程体系里。田野调查不应该只是一次活动，而是应该成为一种贯穿课程的能力训练。通过让学生反复进入社会、观察社会，他们才能够建立起一套理性的创作方法，而不是停留在浅层的表象描述上。同时，我也希望这种社会观察能让他们找到自己的创作方向，因为只有理解了自己和社会的关系，他们的作品才能真正有深度。
说到底，我还是希望通过这些活动，帮助学生成长，让他们学会用影像讲述有深度的故事。这不仅仅是专业能力的问题，更是他们作为艺术家的一种责任。我相信，当他们真正走出校门的时候，这些经验会让他们受益终生。
杨：
可以讲讲这个毕业作品主题的缘起？
范：
当时在选择毕业设计主题时，我考虑了很多方向，但最终选择了“家庭”作为切入点。这一决定与我的个人经历、情感以及我对社会观察的思考紧密相关。
当下有非常多的作品是聚焦于家庭的特殊经历或创伤，但极致的个人化表达并不是我所想追求的。我更希望作品能够触及更广泛的社会议题，产生更多人的共鸣。因此，作品是以“城市化”作为背景的，家庭则是我所选择的一个具体的切入点：我的父母从不同省份辗转到江苏工作，他们从农村走向城市，又几次试图回到家乡，但最终扎根异地。这种“想回”和“回不去”的理由似乎能折射出城市化进程的一个缩影。且这一经历与我的成长息息相关。选择此作为主题，既是我情感的出口，也是我创作的动力。
杨：
可以讲讲你在创作中的心得么？你采用了哪些具体的方法来表达自己对故乡情节的思考？
范：
在创作过程中，我尝试了多种手法来表达乡愁与城市化的主题。从一开始的不确定和探索，到逐渐尝试运用不同的技术与形式，实践中让我获得了不少启发和经验。
创作手法方面，我受到艾利克索斯的影响，学会通过与被摄者交流让他们放松，从而更自然地融入镜头。克服了拍摄陌生人的心理障碍。
此外，我还注意到了不同文化在创作中的表达差异。比如，许多国外的作品更加聚焦具体人物，而中国的摄影创作往往会受到山水画影响，喜欢将人置于广阔背景中，景大人小，这种“宿命式”的表达深深吸引了我。另一方面，《德国阳台》启发了我在摄影书的节奏感上投入更多思考——通过照片的巧妙编排，可以赋予叙事更强的连贯性和深度。
技术尝试方面，我会尝试性绘制白底意象以及加入拼叠的方法。希望以此强化某种叙事效果。同时，我也尝试在照片上书写文字，为画面补充叙事性，尤其是在书籍或影片尚未完成时，这种方式为观众提供了更直观的理解。
很明显摄影设备的特性会与作品风格密切相关。例如，大画幅相机的笨重总会让摄影师在构图上更精准、耐心，而小型相机或运动相机则会让摄影师更自由地捕捉日常生活细节。所以我在创作中也尝试了航拍，通过俯瞰视角展现了更宏大的场景，这是普通拍摄手法难以实现的。而在一些特殊的仪式场合，我会选择更隐蔽的小型设备，比如运动相机，通过低干扰的方式记录自然的瞬间。
耐心漫长的沟通，也是必不可少的。我重新去和父母交流他们的经历，尤其是关于乡愁和离家的感受，让我对他们的挣扎和情感有了更深的理解。比如，我之前并不知道，我母亲在2016年曾强烈地想回到家乡工作，直到采访中才了解这些过往。也是在拍摄期间，我才逐渐意识到，父母的乡愁不仅仅是对故土的怀念，更包含了对亲人和土地的深切依恋。
杨：
贾老师，也想请您讲讲指导方面的心路历程。
贾：
作为指导老师，我们的角色并不是简单地提供答案，而是引导学生找到属于自己的创作路径。这一点在范星宇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
他从一开始的创作方向和方法，经历了多次的调整。这样的“实验性”在艺术创作中非常重要，它代表了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对自我表达的不懈探索。但这也带来了一个问题，就是作品的方向容易变得不够集中，深度上可能有所欠缺。比如他在创作初期提出的一些新想法，我并不认为这些想法不好，但它们在当时与原有的主题关联性较弱，且实现的难度较高。所以，我建议他暂时搁置这些想法，重新聚焦于更清晰、更贴近他个人经历的主题上，比如以“故乡”和“家庭”为核心展开创作。
在这一过程中，我始终强调，艺术创作需要一种“深挖”的精神。无论是对家庭成员的沟通，还是对生活场景的观察，甚至是与陌生人的交流，所有这些互动都可以为作品注入更多的深度和广度。田野调查的方法在范星宇的创作中占据了重要位置。虽然他的田野调查并非严格意义上的人类学研究，但通过与父母以及其他人的对话，他能够更好地理解自己的主题，从多重角度去看待“乡愁”和“城市化”之间的复杂关系。这些过程可能不会直接体现在作品中，但它们丰富了创作者的认知，扩展了作品的内涵。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范星宇在创作中有时候会陷入所谓的“思维盲区”。这其实是许多学生在创作中都会遇到的挑战——随着创作的深入，往往会遇到壁障感到无路可走，甚至开始怀疑自己的方向是否不妥。这时候，作为老师，所能提供的更多是一种精神和方法论上的引导，而非直接给出解决方案。我会给他一些具体的建议，比如尝试新的沟通方式，或者转换观察的角度，但最终还是需要他自己去突破这些障碍。这种突破，不仅是技术上的进步，更是创作思维的成熟。
在创作中我们还经历了多次争论，这种争论并不是对错之争，而是一种积极的思辨过程。范星宇是一个非常坚持自己想法的人，这种固执既是优点，也会带来挑战。我们在讨论中经常会因为某一个细节、某一个表达角度产生不同意见。但我认为，这种争论反而是创作的核心环节——没有争议和讨论，作品的深度和独特性就无从谈起。在反复的辩论中，思路往往会变得更加清晰，而作品也因此更加成熟。
从整个过程来看，我认为，指导学生创作的核心不在于追求一个完美的结果，而是帮助他们在探索和实践中不断完善自己的思维和方法。作为老师，我们的任务并不是直接干预每一个细节，而是通过对话和引导，让他们找到自己独特的表达方式。与此同时，我们也要警惕不要过度放手，完全让学生自由发挥。这个过程中，找到介入的“度”至关重要。
我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学生不仅能够完成一件毕业作品，还能在创作中学会如何用更深刻、更个人化的视角去观察和表现世界。这种能力，才是他们未来创作道路上的核心竞争力。
杨：
你如何在这些不同的图像景观中，寻找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和观念表达？
范：
在拍摄阶段，我虽然有一个大致的思路，比如聚焦父母的生活场景，记录他们在扬州这座城市中的身份与变化，以及在他们的故乡寻找线索，但具体呈现方式并不清晰。更多时候，我是凭借直觉拍摄，抓取那些让我觉得有趣或特别的瞬间。这种方法的缺陷是缺乏明确的结构，因此后期编辑成为我理清线索的关键。整理照片时，我会将素材分类并反复翻阅，这不仅方便梳理思路，也让我在第二次、第三次浏览时发现新的价值。
在编辑阶段，我学会了根据不同的叙事需求调整照片的选择。例如，在制作摄影书时，节奏感尤为重要，一些单独看并不特别精彩的照片可能在叙事中不可或缺。相比之下，展览则需要挑选更具视觉冲击力的图片，因此在不同的展示形式中，我对照片的筛选标准和排列方式都会有所不同。
摄影书
杨：
提到这组作品是从“年少盼离家”和“年长望归家”的矛盾入手的。你怎么理解这个问题呢？
范：
这确实是我作品想要探讨的核心问题，我意识到，我父母年轻时就是这样，他们不甘于留在农村，他们渴望通过学习进入更广阔的世界，因此选择离开，走出家乡，去学习、去打拼。哪怕在我当下的境遇，可能也是如此，一线城市拥有更细化的分工、更优质的资源和更大的平台，很多情况这种渴望并非刻意选择，而是年轻人追求成长与自我实现的自然本能。
然而，当人们在外漂泊多年后，回归的情感会变得愈发深刻。我的父母在经历过外面世界的繁华与艰辛后，同样会产生回乡的愿望。对故乡亲人的思念、对乡土环境的眷恋，这些情感随着时间的流逝变得越发浓烈。尤其是他们曾经历与亲人的长期分离，逐渐会将目光从“外面的世界”转向“内心的归属”，开始向往一种稳定而温暖的生活。
在我毕业时，这种矛盾心理同样存在。一方面，我想在摄影领域取得更大的成就，走向更广阔的世界；另一方面，我也无法忽视家庭的牵绊，尤其是作为独子，我必然是肩负着家庭的情感重心，而这与我个人的追求时常冲突。
这种矛盾不是简单的选择题，而是一种生活中的真实境遇。我个人十分感激城市化进程所带来的物质的丰富，但确实也会存在个体在家庭责任与个人追求之间的冲突，也揭示了社会现实与情感需求的交织与博弈。
杨：
谈谈在作品构思和实践过程中，你（和指导老师）经历了哪些创作上的转变。
范：
在与贾老师的沟通过程中，我的创作逐步得到了梳理和深化。起初对创作还不清晰，我的想法会非常多和乱，这既是优势，也是挑战。优势在于，我能够在拍摄和编辑中不断推翻原有思路，尝试新的手法，这种实验性对于艺术创作来说非常重要；但问题在于，毕业设计有明确的时间周期，频繁更换方向可能导致作品的深度不足或难以完成。所以贾老师在此就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开始，我提出了包括商品文化在内的多个创作方向，但贾老师提醒我，这些想法尽管有趣，却在执行性上存在问题，尤其是与既定主题“故乡”的联系较弱。因此，他建议我回归更贴近自身经历、与家庭和时代背景相关的主题，以确保作品的深度与完整性。
在创作过程中，贾老师强调“深挖”的重要性。他鼓励我通过深入的田野调查，与家庭成员甚至陌生人展开对话，从多维度理解“故乡”与“城市化”的主题。这些对话虽然未必直接进入作品，但它们拓宽了我的认知，帮助我更好地构建故事的叙事框架。同时，他也会期待我的作品的最终呈现能找到恰当的视角和维度，通过细腻的细节去支撑宏大的主题。
他在指导中始终保持“适度介入”的原则，不直接干预创作的具体细节，而是通过引导和争论让我思考和调整自己的方向。这种平等对话的方式，让我能够在保留个人创作主动性的同时，吸收他的经验和建议。
杨：
贾老师可以谈谈您对创作过程的看法么？
贾：
在教学中，我一直强调过程的重要性。对于我们老师来说，学生的作业结果当然重要，但我们更关注的是他们在创作和调查过程中的启发和成长。我希望学生能在实践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思路和方向，这才是教学的核心目标。作业的最终成果，只是一种教学设计的结果，而不应该是教学的终点。教学的真正价值，是让学生在整个过程里体验、探索、思考，并最终获得成长。
以范星宇的毕业作品为例，这个作品的打磨可以说是经历了漫长而反复的过程。从最初主题的选择，到我们师生之间的深入沟通，再到作品的不断调整和完善，这其中经历了从模糊到清晰的转变。这种转变，是一个需要耐心和毅力的过程，也是学生在创作中逐步找到自我表达的关键。
这个作品不仅仅是一项毕业设计，还是一个更大项目中的一部分。范星宇在这组作品中，采用了田野调查的方法，这种方法论贯穿了整个创作过程。他的创作不止于静态摄影，还延伸到了动态影像和摄影书的制作。可以说，这次的索尼世界摄影大赛参展作品，只是这个大项目的冰山一角。
从南京美术馆的展览到长江媒体艺术节，再到中国美术学院的“万象论坛”展览，每次展出他都会对作品进行调整。这些调整并不是简单的技术性修改，而是对作品理解的深化和表达方式的优化。每一次展览都让他更深入地认识到自己的创作方向，同时也对他的作品产生了新的启发。
在学生阶段，我一直希望他们能够学会主动构建自己的个人形象和作品体系，学会以更专业的方式推销自己和作品。然而，很多学生在这方面的意识还比较薄弱。其实，参加比赛是一个非常好的契机，能让他们不仅仅完成学业任务，还能站在更大的舞台上被更多人看到。比如我们系的李丹丹同学（2014年），韩旭同学（2022年，指导教师姚礼尧）也曾获得过索尼世界摄影大赛的全球十嘉奖项，还有宋健、曹昆平、谢冰、刘伟老师指导的学生获得的国内外重要奖项都对这些同学之后的良好发展起到了重要支撑作用。
范星宇的参赛经历，不仅展示了自己和作品，也实现了通过比赛和展览去和更广阔的艺术圈对话。当然，这种意识的培养，需要老师们不断督促和引导。比如在这个过程中，我也多次提醒他抓住机会，而其他老师也经常为学生提供各种比赛的信息。但现实是，许多学生并没有意识到比赛和展览对于构建个人艺术形象的重要性。
所以，作为老师，我希望学生们能从这些经历中明白，创作不仅仅是完成一件作品那么简单，更重要的是如何通过自己的作品，去表达自我、建立自信，与更广阔的世界连接。这才是艺术教育的真正意义。
交互装置
杨：
最后，有什么话想对南艺和老师们、同学们说的？
范：
对于学校而言，南艺开放和包容的学习环境对我的艺术性格的塑造有至关重要的影响。非常有缘的是，我回看微信聊天记录，大一暑假时我还在犹豫和舍友说我想参加索尼世界摄影大赛，但一直对自己的作品不满，也就耽搁了，如今我也终于交上属于自己的一份答卷回馈给母校。
对于老师们，我怀有由衷的敬意。在摄影系，每一位老师都以自己的方式关注和支持学生。无论是课堂上还是课外，他们总是尽心尽力地给予帮助。我尤其感激系里的自由氛围，这种自由并非无边界，而是充满引导和开放性的。这种支持让我可以大胆探索自己的方向，这是极为宝贵的学习环境。
对同学们，我也想说，无论是刚入学的新同学，还是即将毕业的同伴，都希望大家能珍惜这四年的时光。摄影专业蕴含的可能性远比想象中丰富。即便毕业后回望，这段经历依然是无比珍贵的财富。希望每个人都能在这段时光中沉下心来，体悟、创造、成长，不留遗憾。
